從三十年前的一張電費單，到上個月的那瓶茅台酒的市場價截圖，時間線清晰，邏輯鏈完整。
周建斌本人，在法官的質詢下，面如死灰，汗流浹背。
當法官問他，對於帳單上「1998年5月，被告以給其外甥購買升學禮物為由，向原告借款三千元，至今未還」這一條目，有何異議時，他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終只能承認：「是……是有這麼回事……」
而另一場關於墨蘭賠償的官司，則更具戲劇性。
周建斌的大哥周建國，在法庭上依舊撒潑耍橫，堅稱一盆花不可能值三萬，說我是敲詐勒索。
我的律師，當庭出示了我那盆墨蘭的品種鑑定證書、購買記錄，以及那個紫砂花盆的拍賣行證書。
然後，他又傳喚了一位證人——中國蘭花協會的一位資深鑑定專家。
專家在法庭上，通過照片，詳細闡述了「企黑」這一品種的珍稀程度和市場價值，並明確表示，考慮到其品相和開花狀態，三萬元的估價，是「非常保守」的。
那一刻，周建國的臉，比他腳下的地板磚還要白。
最終的判決，毫無懸念。
法院判決，准予我與周建斌離婚。
婚內財產分割，支持我的訴求，周建斌名下那百分之五十的房產份額，作價一百八十萬元，用於抵償他拖欠我的那一百七十三萬餘元。
抵償之後，剩餘的六萬餘元，作為現金，由我支付給他。
換句話說，這套我們「共同」擁有了三十年的房子，現在，完完全全，徹徹底底地，屬於我一個人了。
而周建國，則被判決賠償我財產損失三萬元。
判決生效後十日內付清，否則，法院將對其名下唯一的財產——他在老家的那棟自建房，進行強制拍賣。
當我從律師口中聽到這個結果時，我正在畫一幅落日。
最後一抹餘暉沉入大海，天空呈現出一種瑰麗的紫紅色。
我放下畫筆，長長地舒了一口氣。
結束了。
一切都結束了。
然而，我沒想到，周建斌的瘋狂，才剛剛開始。
他輸掉了官司，輸掉了房子，輸掉了一切。
一個被逼到絕境的懦夫，往往會做出最極端的事情。
判決生效的第二天，我的律師給我打來了緊急電話，他的聲音裡帶著前所未有的凝重：
「林女士，你現在必須立刻提高警惕，注意人身安全！周建斌……他可能要去找你了！」
「他怎麼知道我在這裡？」我的心猛地一沉。
「他查了你的信用卡消費記錄！」律師的聲音急促，「他剛剛給我打電話，說……說他活不了，也要拉著你一起死！他已經買好了去三亞的機票！」
08
律師的電話像一塊巨石，猛地砸入我剛剛平靜下來的生活。
「他什麼時候的航班？」我的聲音異常冷靜，多年的審計工作訓練出的危機處理能力，在這一刻瞬間被激活。
「今天下午三點！林女士，你千萬不要一個人待著，立刻報警！或者去一個他找不到你的地方！」律師的聲音里滿是焦急。
我掛了電話，看了一眼牆上的時鐘，現在是中午十二點。
還有三個小時。
報警？
我立刻否定了這個想法。
周建斌只是言語威脅，並沒有實際行動，即便報警，警方也無法在他落地前採取任何強制措施。
躲起來？
三亞就這麼大，一個存心要找你的人，總能找到蛛絲馬跡。
我的大腦飛速運轉。
恐懼是有的，但更多的，是一種被激起的、冰冷的鬥志。
林馥，你連三十年的爛帳都能算清，難道還對付不了一個走投無路的瘋子？
我走到窗邊，看著樓下人來人往的沙灘，一個計劃迅速在腦中成型。
我首先給我的國畫老師，那位退休的美院教授，打了個電話。
「陳教授，是我，林馥。想請您幫個忙。我有個朋友，對您的畫非常仰慕，他今天下午會到三亞，我想請您出面，和他見個面，聊聊藝術。當然，不會讓您白忙，我會支付給您一筆豐厚的諮詢費。」
陳教授是個爽快人，一聽有「知音」，立刻答應了。
我們約好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——下午四點，就在我公寓樓下的那家露天咖啡館。
接著，我撥通了公寓物業安保部的電話。
「我是18棟A座的業主林馥。我需要僱傭兩名專業的安保人員，今天下午三點半到五點，在我公寓附近的咖啡館進行便衣安保。要求是，身手好，反應快，看起來像普通遊客。酬勞按小時計算，我出雙倍。」
物業經理雖然有些驚訝，但看在雙倍酬勞的份上，立刻去安排了。
最後，我打開了我的筆記本電腦，調出了周建斌的全部個人信息。
他的身份證號、手機號、甚至他最常用的幾個社交媒體帳號。
這些，都靜靜地躺在我那個加密的家庭檔案里。
我曾經以為，這些信息永遠都不會再被用到。
我用一個臨時的虛擬號碼，註冊了一個新的微信帳號，頭像換成了一個溫柔賢惠的中年女性圖片，暱稱改成了「海邊的風」。
然後，我通過「附近的人」功能，開始搜索。
下午三點半，周建斌的航班準時降落。
他幾乎是立刻就打開了手機，給我撥打了電話。
我沒有接，直接掛斷。
很快，他發來一條歇斯底里的簡訊：「林馥！我知道你住在哪！海棠灣，對不對？你給我等著！我今天不把你從樓上扔下去，我就不姓周！」
我看著簡訊，冷笑一聲。
然後，我用那個叫「海邊的風」的微信帳號，向他發出了一個好友申請。
申請語是：你好，看你頭像是來三亞旅遊的嗎？
一個人？
以周建斌此刻的心態，一個主動送上門的、看似溫柔的陌生女人，對他而言，就像沙漠裡的一杯水，足以讓他暫時忘記原本的目的。
他渴望傾訴，渴望得到同情，渴望向別人展示自己是多麼的「無辜」和「受害」。
果然，不到一分鐘，他通過了好友申請。
「你好。」他回復得很快。
「一個人來三亞玩嗎？心情好像不太好哦。」我用一種善解人意的語氣，開始了我的「表演」。
下午四點，海棠灣的露天咖啡館。
我坐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，戴著寬檐帽和墨鏡，遠遠地觀察著。
陳教授已經到了，正坐在我們約好的那一桌，悠閒地品著咖啡。
在他身後不遠處，兩名身穿沙灘褲和花襯衫、肌肉結實的壯漢，正裝作遊客，一邊喝著可樂，一邊警惕地掃視著四周。
他們是物業派來的安保。
周建斌出現了。
他比我記憶中憔悴了許多，頭髮花白，眼窩深陷，身上那件皺巴巴的襯衫，還是我以前給他買的。
他一邊走，一邊 nervously地看著手機，顯然正在和我那個「海邊的風」聊天。
我給他發了最後一條信息：「我看到你了，穿著藍色格子上衣的那位。我朋友在那邊等你，白頭髮的老先生。你先跟他聊，我有點事，馬上就到。」
周建斌抬起頭，看到了氣定神閒的陳教授，他猶豫了一下，還是走了過去。
「您好，是……是陳教授嗎？」他試探著問。
陳教授抬頭，露出了和藹的微笑：「啊，你就是林馥的朋友吧？快請坐。」
周建斌坐了下來，神情依舊有些將信將疑。
陳教授不愧是搞藝術的，非常健談，他從天氣聊到三亞的風土人情，又自然而然地聊到了國畫藝術。
周建斌顯然對這些不感興趣，他幾次三番地想打斷，想問「海邊的風」什麼時候到。
但陳教授總能用他豐富的學識和閱歷，將話題巧妙地引開。
就在這時，我安排的「好戲」上演了。
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、身材豐腴的女人，突然衝到他們的桌前，一把揪住周建斌的衣領，聲嘶力竭地哭喊起來：
「好啊！周建斌！你個沒良心的！你不是說你老婆對你不好，要跟她離婚娶我嗎？你不是說來三亞是來找我的嗎？怎麼還跟別的老頭子在這裡喝咖啡？你是不是又在騙我！」
周建斌整個人都懵了。
他看著眼前這個完全陌生的女人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你……你誰啊？我不認識你！」
「不認識我？」女人哭得更凶了，她從包里掏出一沓微信聊天記錄的列印件，狠狠地摔在桌子上，「你看看！這是什麼！你前天還叫我『寶貝』，說要給我買房買車！
今天就翻臉不認人了？
你這個騙子！
渣男！」
那份聊天記錄，自然是我偽造的。
我用周建斌的頭像和暱稱，和我另一個小號，自導自演了一出「婚外戀」的戲碼。
咖啡館裡所有人的目光，都被吸引了過來。
陳教授也愣住了，他驚訝地看著周建斌，眼神里充滿了鄙夷。
周建斌百口莫辯，臉漲成了豬肝色。
他想推開那個女人，但女人死死地纏著他，一邊哭一邊捶打他的胸口。
「大家快來看啊！這個男人騙財騙色啊！」
就在場面最混亂的時候，我安排的兩名安保人員，「恰到好處」地走了上來。
他們裝作見義勇為的路人，一把將周建斌和那個女人隔開。
「有話好好說！別動手！」其中一個安保沉聲說道，他的手像鐵鉗一樣抓住了周建斌的手腕。
「他騙我！他是個騙子！」女人繼續哭喊。
而這一切，都被我用手機，在遠處清晰地錄了下來。
我看著那個狼狽不堪、被眾人指指點點的男人，那個曾經在我面前作威作福、不可一世的男人，如今就像一條喪家之犬。
我收起手機，轉身，悄然離去。
周建斌，你想毀了我？
我偏要讓你，身敗名裂。
09
那場精心策劃的鬧劇，成了壓垮周建斌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第二天，我的律師就收到了對方律師的電話，表示周建斌願意無條件接受之前的所有判決，並懇求我方不要將那段在咖啡館拍攝的「視頻」泄露出去。
他那個「被騙財騙色的婚外情人」的鬧劇，雖然是假的，但在那個小小的圈子裡，已經足夠讓他社會性死亡。
他怕了，徹底地怕了。
他終於明白，跟我這個玩了一輩子證據和邏輯的人斗，他沒有任何勝算。
我同意了。
我的目的不是要毀掉他的人生，我只是要拿回本該屬於我的一切，並且，讓他為他的愚蠢和狂妄，付出應有的代價。
鬧劇過後，周建斌像一隻斗敗的公雞，灰溜溜地回了他的老家。
據說，他回去後大病了一場。
他大哥周建國，為了保住老家的房子，東拼西湊，最終還是把那三萬塊錢的賠償款打到了我的帳上。
至於周家的其他人，在失去了周建斌這個「城裡靠山」之後，也偃旗息鼓，再沒敢來騷擾我。
世界，終於清凈了。
法院的判決正式生效後，我委託律師處理了房產過戶的所有手續。
那本鮮紅的房產證上，只剩下「林馥」一個人的名字。
我還一次性支付給了周建斌那六萬多塊錢。
我一分都不想多占他的，我只是要一個絕對的、純粹的「公平」。
律師問我，市裡那套房子，打算如何處理。
是賣掉，還是出租？
我想了想，說：「先空著吧。」
我在三亞繼續住了半年。
那半年，是我人生中最輕鬆、最自由的時光。
我的國畫進步飛快，陳教授說我的畫里，開始有了「海風的味道」。
我考取了開放水域潛水員證書，能下潛到海底十八米深處，看沉船和海龜。
我的皮膚被曬成了健康的小麥色，人也比以前豐腴了一些，朋友們都說，我看起來比以前年輕了十歲。
期間，弟弟林馳來看過我一次。
他小心翼翼地問我，以後有什麼打算。
「一個人在三亞，也挺孤單的吧？要不……搬來和我住？」
我笑著搖了搖頭，指著窗外無邊無際的大海：「孤單？小馳，你看這海，多大啊。心要是大了，就不會覺得孤單了。」
半年後的一個清晨，我突然萌生了一個想法。
我想回去了。
不是回到過去的生活，而是回去，看一看那個屬於我自己的家。
我沒有告訴任何人，買了一張機票，飛回了那座我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城市。
我站在那套房子的門前，用鑰匙打開了門。
屋子裡的一切，還保持著我離開時的樣子。
只是因為長期無人居住，落了一層薄薄的灰塵。
沒有了周家人的喧鬧，沒有了周建斌的存在，這個房子顯得格外空曠、寧靜。
陽光透過客廳的窗戶灑進來，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。
我慢慢地走著，撫摸著熟悉的牆壁、沙發、書櫃。
這裡的一切，都曾是我和周建斌AA制的「共同財產」。
但現在，它們只屬於我。
我走進書房，那盆被毀掉的墨蘭殘骸早已被清理乾淨，只留下一個空蕩蕩的角落。
我站了很久，心裡有些悵然，但更多的，是釋然。
舊的不去，新的不來。
我在房子裡待了一個下午，什麼也沒做，只是靜靜地坐著，感受著這份失而復得的、完全屬於我自己的寧靜。
傍晚，我接到了陳教授的電話。
「丫頭，跑哪兒去啦？你的畫，拿去參加省里的一個青年美展，得了個三等獎！獎金有五千塊呢！」
我愣了一下，隨即笑了：「陳教授，我都這把年紀了，還青年美展？」
「藝術面前，人人都是青年！」陳教授在電話那頭哈哈大笑，「評委們都說，你的畫，有一種『破而後立』的生命力。
他們都想見見你這個作者呢。」
掛了電話，我看著窗外漸漸亮起的萬家燈火，心裡忽然有了一個決定。
我給律師打了個電話。
「王律師，麻煩你個事。幫我聯繫一下，我想把我名下這套房子，捐贈給市婦女兒童保護基金會。」
電話那頭的王律師沉默了足足有十秒鐘，才用一種難以置信的語氣問：「林女士……您確定嗎？這套房子，現在市價超過三百五十萬……」
「我確定。」我平靜地說，「幫我辦個定向捐贈。我希望這套房子，能被改造成一個臨時庇護所，專門為那些在婚姻中遭受不公、無家可歸的女性，提供一個臨時的、安全的落腳點。」
我為了這個「家」，算計了半輩子，鬥爭了半輩子。
現在，我拿回來了。
但我發現，我好像也不再需要它了。
與其讓它空置，不如讓它去幫助更多像曾經的我一樣，被困在「家」的牢籠里的女人們。
這，或許才是它最好的歸宿。
10
捐贈手續辦得出乎意料的順利。
當我簽下最後一份文件，將那套承載了我三十年喜怒哀樂的房產，徹底從我生命中剝離出去時，我沒有感到一絲一毫的不舍，反而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。
就像一個長跑運動員，終於衝過了終點線，可以將身上所有的負重都卸下了。
婦女兒童保護基金會為我舉辦了一個小型的捐贈儀式。
我拒絕了所有媒體的採訪，只在儀式上簡單地說了幾句話。
「我希望這個地方，能讓一些姐妹明白，『家』，不應該是一個互相消耗、計算得失的戰場，而應該是溫暖的港灣。
如果它不再溫暖，那我們任何時候，都有權利和勇氣，選擇離開，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片海。」
儀式結束後，基金會的主任，一位幹練的女士，緊緊握著我的手，眼眶有些發紅。
她說：「林女士，您知道嗎？您捐贈的不僅僅是一套房子，更是希望。」
我笑了笑。
我給自己的，又何嘗不是希望呢？
處理完這一切，我回到了三亞。
我的生活，似乎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，每天畫畫、潛水、逛市集，悠然自得。
但我知道，有些東西，已經不一樣了。
我的心，變得更加開闊，也更加柔軟。
那筆三萬元的賠償款和五千元的獎金，我一分沒留，都以匿名的形式，捐給了本地的海洋環保組織。
錢這個東西，我算了一輩子，也掙了一輩子，但直到現在我才明白，它的意義，不在於擁有多少，而在於，你用它來做了什麼。
一天，我正在海邊寫生，一個意想不到的人，找到了我。
是周建斌的弟媳，那個曾經也住在我家裡，但始終沉默寡言的女人。
她比上次見面時蒼老了許多，神情也滿是怯懦。
她找到我，不是來為周家出頭，而是來求助的。
她說，周建斌回去之後，性情大變，整日酗酒，怨天尤人。
他的大哥周建國，因為賠了三萬塊錢，一直懷恨在心，兄弟倆三天兩頭地吵架，甚至動手。
前幾天，周建斌喝多了，和他大哥打了起來，失手把他大哥的腿給打斷了。
現在，周建國躺在醫院，非要讓周建斌賠一大筆錢，不然就要去告他，讓他坐牢。
「大嫂……不，林姐。」她哭著對我說，「我們家實在是沒辦法了。建斌他……他現在就是個廢人。我們都勸不住。我想來想去，這世上，可能只有您的話，他還能聽進去一兩句。求求您，跟他通個電話，勸勸他吧。不然，我們這個家，就真的散了。」
我靜靜地聽著，沒有說話。
海風吹起我的長髮，眼前是碧波萬頃，海鷗翔集。
因果循環，報應不爽。
周建斌用「親情」綁架了我半生，最終，他自己也被這所謂的「親情」反噬，拖入了深淵。
我看著眼前這個可憐的女人，她也是那個腐朽家庭的受害者，一輩子都在為男人、為孩子、為那個所謂的「家」而活，從未有過自己。
我沉默了很久，最終，還是拿出了手機。
我沒有打給周建斌，而是打給了我的律師。
「王律師，是我。我想以個人名義，為周建斌請一位辯護律師，處理他和我前大伯子的傷害糾紛案。費用我來出。請你找一位最擅長處理這種家庭糾紛的律師，原則是，依法辦事，不偏不倚，給他一個最公正的結果。」
然後，我對那個女人說：「我不會勸他。他的人生，該由他自己負責。但我會為他請律師。這是我作為……一個認識了他三十年的人，為他做的最後一件事。從此以後，我與你們周家，再無任何瓜葛。」
女人千恩萬謝地走了。
我收起畫架，獨自一人，沿著沙灘，慢慢地往回走。
夕陽將我的影子拉得很長。
我不知道，等待周建斌的，將是怎樣的法律制裁。
我也不關心，周家的那一地雞毛，最終會如何收場。
我只知道，我，林馥，一個五十六歲的女人，在經歷了半生精密的計算和一場徹底的割裂之後，終於學會了如何與自己、與世界和解。
我的面前，是星辰大海。
我的身後，再無牽掛。
這就夠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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