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爸，我們回家吧。」張磊說。
我點點頭，坐上了張建軍的車。
宣判那天，是個晴天。
法院的判決，比我們預想的還要好。
一、准予原告張建國與被告蘇梅離婚。
二、婚後夫妻共同財產，經核實總價值為一億七千三百萬元。鑒於被告蘇梅在婚姻存續期間，存在惡意轉移、隱匿共同財產的嚴重過錯行為，本著照顧無過錯方的原則，判決原告張建我可分得總財產的百分之四十，即六千九百二十萬元。
三、被告蘇梅名下位於XX小區的房產，歸原告張建國所有，被告需在判決生效後三十日內搬離。
四、考慮到原告在三十八年婚姻中，承擔了絕大部分家務勞動，為家庭付出了巨大貢獻，判決被告蘇梅額外支付原告家務勞動補償金二百萬元。
拿到判決書的那一刻，我的手都在抖。
不是因為那筆我幾輩子都花不完的錢，而是因為，我這三十八年的屈辱和隱忍，終於得到了法律的公正裁決。我的付出，我的犧牲，我的尊嚴，在這一刻，被重新定義和承認。
一個月後，我回到了那個我生活了十六年的家。
蘇梅已經搬走了。她沒有帶走任何東西，整個房子空蕩蕩的，只有那些昂貴的家具，像一座座沒有靈魂的雕塑。
我站在客廳中央，環顧四周。這裡沒有一絲一毫屬於我的氣息。牆上掛的是她喜歡的名畫，柜子里擺的是她收藏的古董，連窗簾的顏色，都是她偏愛的香檳金。
我在這裡，像一個生活了三十八年的房客。
我沒有留戀。
我賣掉了這套房子，加上分割來的財產，我成了名副其實的億萬富翁。
我沒有搬去和弟弟或者兒子同住。我在一個離公園很近的小區，買了一套一百平米的小房子，裝修成我喜歡的簡約中式風格。
我還給自己請了一個鐘點工，每天來打掃衛生，做兩頓飯。
一天，我正在陽台上給我新買的蘭花澆水，接到了一個陌生的電話。
是蘇梅。
「我們能見一面嗎？」她的聲音很疲憊，沒有了往日的盛氣凌人。
我們在一家安靜的茶館見了面。
她老了很多，頭髮添了不少銀絲，也沒有再染。穿著普通的衣服，臉上是洗盡鉛華的憔悴。
「為什麼？」她看著我，問出了那個在法庭上就想問的問題，「張建國，我一直以為，我們是最好的合作夥伴。我主外，你主內，我們分工明確，效率最高。我給了你和兒子最好的物質生活，這有什麼不對？」
我看著她，平靜地說：「蘇梅，婚姻不是開公司，不是合夥做生意。它需要的是尊重，是體諒，是『我們』，而不僅僅是『你』和『我』。」
「你說的都對，你掙錢能力強，你給了我們優渥的生活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在你眼裡，我和兒子，究竟是家人，還是你的資產？是可以被量化，被評估，被隨時計算成本和收益的資產？」
我從口袋裡拿出一張銀行卡，推到她面前。
「這是五百萬。你母親那邊，年紀大了，需要人照顧。這筆錢，算是我……替張磊盡的最後一份孝心。」
她看著那張卡，沒有動，眼淚卻一滴一滴地落了下來。
這是我第一次，見她哭。
「建國……是我錯了。我從一開始就錯了。我太怕窮了，怕得瘋了……我忘了怎麼去愛一個人。」
我沒有說話，站起身，對她微微鞠了鞠躬。
「再見了，蘇梅。」
走出茶館，陽光正好。
我去了銀行，給自己辦了一張新卡。然後，我去了我爸媽的墓地。
我把判決書的複印件，在他們的墓前燒掉。
「爸，媽，兒子不孝，讓你們擔心了。現在，一切都過去了。我，自由了。」
微風吹過，松濤陣陣，像是在回應我。
我的新生活，從六十一歲這年，才算真正開始。
我報了一個老年大學的書法班，重拾了年輕時的愛好。
我買了一根最好的釣竿，在天氣好的時候，就去水庫邊坐上一天。
我加入了社區的合唱團，認識了很多新朋友。
張磊每周都會帶著孫子來看我。小傢伙最喜歡聽我講故事，在我剛裝修好的書房裡爬來爬去。
有一次，我正在廚房裡準備午飯，做我最拿手的紅燒肉，香味飄滿了整個屋子。
我繫著一條嶄新的藍色圍裙，陽光從窗戶照進來，灑在我身上。
我看著鍋里翻滾的肉塊，聽著客廳里孫子的笑聲，突然覺得，這才是家的味道。
我拿出手機，翻開備忘錄，在上面記下了我的第一條「新帳本」。
上面沒有應收，沒有應付，沒有斤斤計-較的算計。
只有一行字：
「今日，晴。陽光很好，生活，也很好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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